中国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服务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出发,探讨了城市群演进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建立了城市群演进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从城市群的专业化分工、市场规模和区域协调三条路径分别进行阐述。对中国五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群的经济联系总强度、地区专业化系数和运输联系强度对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几点促进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基于传播诱因的社会化营销传播研究

近年来,各类形式多样的社交网站激增,社交媒体用户也达到了前所未用的规模,新兴的社交媒体正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给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一场社交变革.本文正是以互联网用户的传播诱因作为出发点深度解析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进而对企业的社交营销给予建议.通过研究表明,用户的社交传播动机可分为:自我表达,身份认同;信息易感,资源分享;利益驱动,行使传播权三种类型.以用户的心理动机为理论基础,结合微博、微信等给媒介平台的属性为企业的社会化营销提出了三大策略建议.     

文化、熵与乡村自组织演进——基于系统论视角

乡村自组织在形成生产的、资金的和个体利益的有序化整合中,内在地需要一种社团文化上的信任和共同信息范式的基础。这样的文化上的准备,规定了社团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和互动方式,使得不论是生产各环节上的协作还是资金信用的让渡都以一种较低的成本运行。研究成果表明,通过新乡村建设带动的新文化注入,出现熵减小的趋势。在当代新乡村建设的案例中,无论是小规模的城乡间的生态产品供应,还是跨越十余个村镇的大范围的耕种实验,都能在其中辨别出"合作"的元素。民间经济协作组织形成过程体现了自发性制度演进特征,以及系统的弹性或可恢复性,即在受到干扰后仍能保留或重新获得它原有的状态或构型。     

论中国农民成员权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中国农民成员权是特定范围农民的群体性权利,可使集体权益回归农民,维护村社组织本旨,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在私法中,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安排主体制度,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安排客体制度,通过成员权衍生权利体系展现权利内容。同时,按照法定程式行使成员权,并依据多种意志共治实现成员权变动。     

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研究

叠加认证能显著提升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和额外支付意愿。采用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三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分析浙江省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后发现,生产主体的多重认证行为除受生产主体的经营规模、人力资本、自有品牌状况等个体特征与市场结构特征显著影响外,还受到市场激励、主体责任压力和交易成本的显著影响。总体而言,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是在自身能力及环境约束下的成本收益权衡,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更主要是受市场激励和主体内在责任的驱动,而非政府的规制压力。     

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会从不同方向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对劳动力成本比较敏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促使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外迁,并推动本地企业更多地利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即使劳动力成本高企,较低的交易成本也会吸引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移入,从而增加本地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的比重。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交易成本的降低则会诱导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晚明澳门与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

大量史料证明,在晚明近百年间,经澳门葡萄牙商人之手输往日本即所谓澳（门）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数量庞大,品种丰富,贸易价值亦相当可观。由于丝织品本身的特性,它不像生丝那样使用总括议价的一次性批发方式进行销售,而是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逐一售买。作为晚明海上丝路文明的重要一环,相关细节的考证可为大航海时代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与帮助。     

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纠结与整合 ——兼及法治思维的实践转向

传统不是历史的文本,而是从过去发展到今天依然在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践元素。现代性法治的谋划存在于一个包含着重要传统元素的实践语境中,传统元素中的精华与糟粕都是现代性法治谋划不可逃离的文化语境。传统在现代性法治追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较量与博弈中,双方较量的结果并不是先定的,而是由实践中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正是在对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纠结与整合的考量中,法治思维实践转向的意义获得了明确的阐释。实践论的法治思维不仅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同时强调了偶然性及事件思维在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这是架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法治理论的重要维度。     

我国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法律原则

主流学说认为,知识产权请求权是类物权请求权,侵权即应适用停止侵害。这种类推是知识产权物权化的表现,容易使知识产权保护过强而不符合社会经济生活。本质上,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是知识产权侵权之债的内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可造就独特的事实状态,不仅牵涉知识产权人和侵权行为人的利益,而且可能卷入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法院应基于侵权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原被告对侵权发生的过错,平衡各方利益,公平地确定知识产权侵权之债的具体履行方式,采用灵活的措施修复侵权损害的社会关系,不应机械地判处侵权人停止侵害。在知识产权法无相反规定的情况下,我国法院应类推适用民法有关债之履行的一般法律规范,在特殊情况下不判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人停止侵害,改为责令其赔偿权利人损失和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来实现充分救济。     

基于SCP范式的和县蔬菜种植业研究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和县在蔬菜种植方面保持着较高的比较优势和区域集中度,但同时较低的产业进入退出壁垒和产品差异程度等市场结构方面的缺陷导致了规模经济无法在其中有效发挥作用.农户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低且与蔬菜企业的利益联结较为松散,当农资价格上升时,农户进行蔬菜种植的市场绩效将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主要有三种措施来加强农民和市场间的紧密程度:第一,培养和扶持蔬菜生产合作社、生产基地等协作形式的发展;第二,建立健全实用高效的产品质量监控体系;第三,建立健全人才培育、技术推广服务和创新的长效实用机制.